《净土》杂志2015年第4期 文/德康

唐代的文化政策，是儒道释三家并行，而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人们习惯并接受了佛、道与儒家的协调、适应与融合。例如：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以儒术为根本，融合儒道释思想。佛教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信仰也深入地影响到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并表现在诗歌、散文等创作上，出现了大量折射西方净土的意象，这使得唐诗显示出比较独特的净土审美特色，提升了唐诗的境界。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中许多人都具有浓重的净土情怀，并伴之以勤恳的实践。

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净土情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理性、人本色彩和佛教中超脱尘俗的精神。其净土情怀和践履的表现形式有：在日常生活中的吃斋念佛、净土造像、写经、绘制净土变相图、交游净土僧俗、共结净土社、文学创作碑刻铭文颂扬西方净土，乃至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并达成所愿。

净土情怀与践履的内涵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指出：“净土者，即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果能信愿真切，一心念佛。至临命终时，决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国。既得往生，则俯谢凡质，高预圣流。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议。然后乘本愿轮，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如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普令一切众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圆证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从此概念可知，净土情怀具有宗教超越性，以出离世间、自利利他为根本目的。简说之，净土情怀的宗教超越性具体表现为：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出离世间而了脱生死。同时，净土的教理教义，兼具改善社会道德，净化人心，实践世间和乐的功能与作用。

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以亲友喻和母子喻，鲜明生动地诠释了净土情怀的内涵，即：忆念阿弥陀佛作无上慈父想，观音势至作无上良朋想，清净海众作最胜善友想，极乐国土作究竟安乐家乡想，现今真信切愿持佛名号修诸功德作预备资粮想，临命终时作到家日期想。同时揭示出，忆念净土，单忆无益，双忆相契，应具有“我一个孤穷浪子要回归慈母的怀抱本有家乡”的意愿。母子喻形象地诠释了净土情怀的具体表现。

唐宋时期佛教的发展及以净土为归的历史必然

唐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又与佛教经典所揭示的佛教法运相吻合。分析唐宋历史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整体概况，并与佛教的法运相对照，对于正确理解净土法门的地位及万善同归净土的必然趋势，以及文人士大夫最终导归净土的选择，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佛法于公元六十七年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此时正法已过，进入像法时代。像法的特点是，佛法纲宗“教、理、行、果”，有教、理、行，却难于靠自力修行得证果位。唐朝处在像法时代第三个五百年中，此时以“读诵多闻得住坚固”，暗合唐朝初期至盛世时期开元之治这段时间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相继成立或得到飞速发展的相状。在此时期，善导大师集净土思想与行仪之大成，深刻揭示了净土一法的深邃义理及行持的根本方法，使净土宗具备了完整的教派性质和理论体系，为大乘佛教诸多宗派悉皆导归净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宋代时，佛教进入末法时期，其特点是，有“教、理”，却难于有行持及靠自力修行得证果位。而在佛教法运所揭示的第四个五百年中，“多造塔寺得住坚固”，此时，由于人根性渐渐陋劣，虽于佛法中修学，解行难于相应，此不名真修，智慧的显发渐失，修行人只能多从建造塔寺中获得福德。这与会昌法难及后周世宗灭佛中造成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以及佛教在宋代的恢复和发展广造寺院的历史相合。宋代另一位净土宗祖师永明延寿大师阐释“唯心净土不碍炽然求生”以及“禅净四料简”，使得宋代流行的禅宗，在其行持上，也从密修净土逐渐转变为公开的导归净土。

净土宗与佛教其他宗派在教理上的交融，使得一开始净土念佛法门就被其他佛教宗派融摄。因此，净土宗在修行实践上体现出戒律、禅观和念佛的融合;在思想上是天台、华严、禅宗等与净土的融合。在唐宋二代，几乎各宗派都以西方净土为指归，尤其是中晚唐之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纵观整个唐宋历史时期，作为大乘佛法的净土宗及西方净土信仰一直保持着兴盛的发展。唐代鼎盛时期，“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净土信仰深入民心，广为士大夫阶层所修持，成为迄唐至宋乃至后世传播最广、流行最久的信仰。这不仅和唐朝以来诸多净土大师的弘教有关，也得力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肯定，尤其是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为广大信众乐于接受，而其深邃的义理则在佛教中占有核心地位及起着住持佛教法幢的作用。

唐宋文人士大夫的净土情怀与践履

白居易

白居易早年的求学生涯和生活磨练，使他接受儒家仁政思想，树立了“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儒家人生观。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对自己的仕途生涯作了深刻的反思。将此前所奉行的积极用世的信条予以悬置，思想渐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清静无为”。

白居易四十九岁时重回朝廷，朋党之间激烈的争斗使他感到万分失望。五十一岁时，白居易主动请求外派，出为杭州刺史。“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表达了他离开长安时的心情。内心的痛苦、家庭的变故(母亲亡故及三岁小女金銮也随之而去)、官场的失意，白居易开始思考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佛教重视出世情怀，涤除人生烦恼，这与白居易追求相契合。“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置身为止水，视身为浮云。斗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表达了白居易对佛教的倾心与向往。

晚年，白居易以净土为最终归宿，持名念佛，具有深刻的净土情怀和践履行径。七十岁时，写的《六赞偈》，表达了这种思想。向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效法庐山慧远大师，结“净土社”，心注西方。在“信、愿、行”三方面下功夫。白居易当衰暮之岁，中风痹之疾，乃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按《阿弥陀》、《无量寿》二经，画西方世界一部。《画西方帧记》描述：“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另有“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白居易晚年隐居香山专修念佛三昧，在香山念佛期间，写了一首《念佛偈》，字里行间表现了他求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坚定信念。偈云：“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终饶忙似箭，不离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旦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达又作甚么，不达又如何。普愿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柳宗元

柳宗元一生好佛，曾言“吾自幼好佛，求其道”。少年得志，后被贬到永州。永州期间，结交了很多的佛门朋友，一起研讨佛经教义，使自己对佛学理论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内化而升华为智慧、理念、思想、信仰层面的架构。

柳宗元西方净土思想和情怀主要来源于天台宗，受天台宗的念佛法门的影响，柳宗元以念佛法门指归净土，对西方净土深信不疑，还为此献净资重修净土堂。《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描述了对净土宗的内涵的分析及其在东土的流传的过程介绍，以及生信发愿践行的心理：

“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智者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柳宗元的名篇《东海若》，就是他深刻信仰西方极乐净土，力行持名之法，并以其来挽救禅门“无修无证”偏颇的佳作。

柳宗元的净土情怀和践履，体现在他对净土一法理念和行持的深刻理解上，《东海若》陈述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令知去取，劝信发愿及行持，体现了柳宗元对于净土法门甚深的宗教情怀。

苏轼

苏轼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以儒教治世、以佛教治心的环境里，不仅佛缘深厚，且宿慧卓绝。《居士分灯录》中，记载了苏轼前生疑为五祖寺师戒禅师的典故。前世为僧，今生多慧，东坡居士有许多涉及佛教的作品，法义圆融通达，事理得体巧妙。例如《庐山三诗》，是苏轼修学佛法早期，游庐山宿于东林寺而有所发省。《题西林壁》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有事有理。事者，事相。此山横看成岭。侧看则成峰。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山势各各不同，皆非尽见庐山全境，故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之中故，不能尽见庐山真境。后云纵然不尽庐山真境，也许各各亲见庐山而已。理者，理性。东坡为五祖寺师戒禅师后身，乃悟道之人。欲即事以显理，故吟此诗。以庐山喻理性，若峰若岭，皆不离庐山。喻若依若正，无非唯心所成。不识庐山真面目者，不识心性本来面目也。只缘身在此山中者，身亦在心性之中，故不见心性之全体，虽不见全体，亦许各见心性而已。东坡即事显理，以诗说法，体现了他高远的悟境。

苏轼的净土情怀主要体现在他多次施舍财物以造作阿弥陀佛像，并且作了不少颂佛诗文，他为死去的亲人、朋友作水陆道场，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往生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记载：“宋苏轼。号东坡。官翰林学士。南迁日，画弥陀像一轴。行且佩带。人问之。答曰。此轼生西方公据也。母夫人程氏殁。以簪珥遗赀，命工胡锡。绘弥陀像，以荐往生。”

文彦博

文彦博是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净土圣贤录》记载：“文彦博素皈信佛法，晚向道益力，专念阿弥陀佛，晨夕行坐，未尝少懈。发愿云，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居京师，与净严法师，集十万人，为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而化焉。年九十二卒。”

后人偈赞云：“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

文彦博的净土情怀和实践，是基于了脱生死、出离生死轮回的愿望，站在佛教净土本位立场上而生发的。文彦博作为当朝宰相，其净土情怀和践履体现在信(西方极乐世界)、愿(愿生彼国)、行(专念名号，恒常不断)三方面，其特点是体现出净土一法出世的超越性理念。其中，结净土莲社，体现了自利利他、己所欲施于人、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和对净土法门法理和行持及因行果报的深深认同。

江公望

《净土圣贤录》记载：“江公望，字民表，严州人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元年，拜左司谏，寻出知淮阳军。蔡京为政，嫉诸言事者，编管安南。居常与妻俞氏，蔬食清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间之法，欲得成办省力，莫若系心一缘。即如称念阿弥陀佛，有巧方便，无用动口，不出音声，微以舌根，敲击前齿。心念随应，音声历然。声不越窍，闻性内融。心印舌机，机抽念根。从闻入流，反闻自性。是三融会，念念圆通。久久遂成唯心识观。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消除。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乃至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月，便成三昧。所谓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见佛。”

此段文，体现了江公望专修念佛三昧的实践和体悟，也是他净土情怀和践履的根本所在。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的教敕不谋而合。

宋史记载：江公望有位儿子早已经过世了，有一天托梦给舅舅，希望他父亲江公望，能够到天宁寺，转读《宝积经》，祈求他能够得生善处。又说他曾经见到阴间地府中有一个金字的石碑写着：“江公望自居谏言职责之官，心中思慕宣说苦空无常的佛道。努力精进修清净行，心中无有贪爱染污，动静之间不违佛法，语默之际常契宗风。名字已经预先脱离了幽冥世界，身心必定归于极乐净土。”

江公望的净土情怀和践履体现在他专修念佛三昧，与净土教典相合，对于当时修学净土之人，具有甚深的启发作用。

吴秉信

《净土圣贤录》记载：“吴秉信，字子才，明州人。绍兴中，官于朝。与秦桧忤，斥为党人。归而筑庵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吴信叟，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闻唱，即起习诵。久之，桧死，以礼部侍郎召。寻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复被召。至萧山驿舍，坐，顷之，令家人静听，咸闻天乐之音。即曰，清净界中，失念至此。金台既至，吾当有行，言讫而逝。”

吴秉信的净土情怀，体现在他抓住净土一法出世本怀，将现生荣华富贵置之度外，夜卧棺中，心无牵挂，一心念佛，以即生决志求生净土、了脱生死大事为志愿，甚为豪气。临终瑞祥显现，天乐来迎，亦是他一生精进、念佛不辍的真实回报。

王日休

王日休，字虚中，龙舒(今安徽省)人。国学进士，弃官不就。王日休精博贯通群经，而且训诂注解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的文义有数十万言，有一天突然全部将之舍弃，并说：“是皆业习，非究竟法。吾其为西方之归!”自是精进念佛。六十岁时，布衣蔬食，日课千拜。

王日休居士的净土情怀体现在他所著的《龙舒净土文》中。文中殷勤劝勉，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乞丐、僮仆奴婢、官署中的差役，以及优人艺妓等一切人，引导他们皈依佛门，并劝修净土法门。其恳切之心，就好像是父兄在教导子弟一般。宋度宗咸祐年间，吕元益重刻《龙舒净土文》，至祝愿篇，得舍利三颗，足见该《龙舒净土文》至诚恳切、暗合佛意，其教化利益甚重。

王日休居士自己每天所祝祷发愿，志求往生西方，为度脱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字字句句流露出悯念众生的悲愿。王日休将卒前三日，遍别道友，勖以精修净业，云将有行，不复相见。到了时间，他安然地与学生讲完书，像平常一样礼诵。到了三更时分，忽高声称阿弥陀佛数声，说：“佛来迎我!”屹然立化。

王日休居士具有浓厚的净土情怀和诚挚的践履，体现了真信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切愿往生，不贪恋世间名誉地位，并有持名念佛之正行。以至于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赞言：龙舒劝人发愿往生西方，最为激励恳切周到，并不只是谈论而已，也是自己确实做到，得到应验的。至于临终之际，那样殊胜而且奇特的祥瑞感应，真是照耀千古。呜呼!王公莫非是西方净土的圣贤，大慈大悲倒驾慈航，垂手来接引众生的呢!

杨杰

《净土圣贤录》记载：“杨杰，字次公，无为人，自号无为子。元丰中，官太常。初好禅宗，从天衣禅师游，参庞公机语。及奉祠太山，睹日出如盘涌，忽大悟。熙宁末，以母忧归，闲居阅藏经，遂归心净土。绘丈六阿弥陀佛，随身观念。”

杨杰居士尊崇佛法，明悟禅宗，倾心净土，谓：“众生根有利钝，易知易行，惟西方净土，但能一心观念，总摄散心，仗佛愿力决生安养。”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其净土思想，理事圆融，真俗不二，深明天衣义怀禅师“唯心净土”和永明延寿大师“唯心净土不碍炽然求生”。晚年绘丈六阿弥陀佛，随身观念。平生著述，多指归净土。

杨杰居士临终时说了一首偈：“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莲池大师赞语曰：“吾愿天下聪明才士，成就此一错也。”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也说出大赞之言：“此可谓真大聪明，不被聪明所误者

《东都事略》记载：“杨杰既卒，其后有荆王夫人，梦游西方，见一人坐莲华上，其衣飘扬，宝冠璎珞，庄严其身。问何人，云杨杰也。”

杨杰唯事西方、处处指归，体现出浓厚的净土的超越性情怀，同时真切的实践念佛，终于取得超越生死轮回的大利。“将错就错”一语，犹如“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实乃深谙净土一法理事圆融之道，以及净土修因证果的整个过程，能取得如此殊胜的出世利益，亦在情理之中。

小结

唐宋期间八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深厚的净土情怀和虔诚的践履与他们对人生的价值和定位的探求有直接关系。其净土情怀和践履，揭示了净土一法的终极的生命超越性，以及现实的价值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