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良法师：藏密与汉密

藏密与汉密

前面我们说了四大菩萨，再介绍一点藏密与汉密(唐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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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西藏后，于西藏宣扬者称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以金刚乘为主流。约公元五世纪传入，传说，当时从天而降“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法教轨则”四宝，皆属于印度金刚乘之物，于此即开启了西藏佛教之门。
而佛教较大规模地传入则是在藏王松真干布时期。当时藏王松真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及尼泊尔尺尊公主联姻，文成公主从中国带了释尊十二岁等身佛像至西藏，并建立小昭寺；尺尊公主则携带了释尊八岁等身佛像，建立大昭寺。于此开启西藏寺庙的兴建及佛法的流布。到了公元七七○年左右，藏王赤松德真邀请印度高僧寂护及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教，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出家僧寺－桑耶寺，并为七位藏族贵族青年剃度出家(即著名的“七觉士”)。寂护是一位娴晓三藏典籍的大法师，莲花生则是一位精通密咒的大宗师。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之后，示现多种神通、降伏许多魔障，并传下大量珍贵的密法，开创了西藏密宗法扬的大道。莲花生大师的伟大行径使得后世的藏密诸派皆对他尊崇备至。此外，赤松德真为了奠定佛教根基，也广泛地翻译经典。其不仅从印度迎请多位译师入藏译经，也派遣藏族才俊前往印度学习教典及翻译。如此，不但保存了大量的印度佛经，亦将佛教推向西藏宗教中的最高位。
但是，到了公元八三八至八四二年间，藏王朗达玛却大肆摧毁佛教。在这个时期，寺庙被毁、佛经被焚、僧人被迫还俗或杀害，这使得西藏佛教在往后的百年间陷入了黑暗期。
直至公元九七○年左右，佛法才渐渐复苏。为了弥补先前的损毁，于是又再次前往印度学习佛典或迎请高僧入藏。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以仁钦桑布译师、阿底峡尊者、卓弥译师、玛尔巴译师为主。
接着，至公元一二六○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授与玉印，统领西藏。于是，萨迦派在当时成为西藏的政治与宗教领袖。虽然往后由于元朝的衰败，萨迦的政治势力也逐次渐缩，但至现今，萨迦王室在藏人的心目中仍有皇族的象征。
正教合一是藏传佛教的显著特征。
藏密博大精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与布达拉宫遥相呼应。它是由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镇邪而建造，如今成为了臧汉友谊的历史见证。
大昭寺主殿供奉着文成公主于公元641年由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这尊佛像在藏胞心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他们不辞远劳，磕着长头，前往拉萨，为的就是瞻仰这尊佛像，给殿内千年不灭的智慧之灯添上一坨酥油。
佛学，以其神秘的宗教色彩、自成一派的哲学体系，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藏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也是汉藏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现象。
汉密，又叫唐密。史载，佛教在佛祖圆寂后五六百年左右产生了密宗，初期主要是各种咒法，后来逐渐形成以通过法身变化显现而悟道的一种修行方法。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僧人就已经有密法，比如佛图澄就很著名。后来在公元700多年的唐代，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号称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印度密宗开始流行，而后由中国僧人传入日本。
这些密法属于汉语语言体系，为区别于流行于藏、蒙、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藏语系统密宗(藏密)，所以称汉密。
自佛法东来，经过历史的演进，中国佛教至唐朝时已分为成实、俱舍、禅、律、天台、华严、法相、法性、净土、密等十宗。汉密自是密宗也。
站在究竟圆满的佛法来讲实则法无显、密之分，盖因人而异，佛法本一味，直契如来心海，但应众生不同根器，唯以不同方法教导，此即因材施教，才会出现了众多宗派。
汉密乃盛唐玄宗时代开始到会昌法难之间的影响极为重要的佛教佛乘思想理论和实践体系，从公元716年至公元845年连续兴盛一百三十年。
佛法乃实践的智慧体系，以利生为目的，利生必然间接护国，而密法更有直接法门护持国家太平。唐密的护国、利民思想在【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中都有涉及，在其它密法部门经典中更有专门的护国修法仪轨。
佛教文化的入世思想乃是“弘法利生”，这就决定了佛法必然对于社会、家国的和谐具有建设性意义。汉密中的“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即三昧耶戒，实质是一种平等尊重、平等供养、平等互助的双益规范。
学佛乃是学习佛陀的大丈夫品格，如果“小人故我”，大约连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都不能遵守，更遑论成就“大丈夫”品格。
盛唐密法的历史经验有着非常鲜明的护国利民功用，在今天这种“护国利民”作用，将随着汉密佛教文化的再次弘传，为华夏新盛唐的到来发挥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这是我们修学佛学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