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松

在往期《“坏人理论”的正面效用》中，我们将猪八戒作为坏人理论的典型，讨论从坏人理论的防范心态出发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构建法治。这也是常见的性恶论与法治关联的一个例证。在人类法律思想史上，更有霍布斯《利维坦》的皇皇巨著，从“狼与狼”的自然状态推论出法治思想来。但《西游记》中有关人性的看法当然不止性恶论一种，作为一本劝善类小说，性善论是其更主要的主题。

比如，全书最主要的框架就是悟空、八戒、沙僧三人在犯有重罪后如何在观音、唐僧的点化下迁善改过、弃恶从善的故事。他们加入取经队伍之初，观音的点化就是典型的性善论。面对大闹天宫、罪业弥深的孙悟空，观音说“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面对扮成猪头吃人度日的猪八戒，菩萨劝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汝若肯归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对于被每日飞剑穿身、自暴自弃的沙僧则鼓励道：“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玉帝对前述三人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法家式的性恶论之上，但是玉帝失败了。观音的劝善却成功了，这体现了在人性改造和引导上性善论比性恶论更可贵。书中也有诗为证：“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西游记》对人性善与人性恶两个主题都有涉及。

人们常说，性恶论因主张防范有利于法治，性善论因疏于防范不利于法治，相反性善论倾向主张圣人教化而滑向人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是片面的。性善性恶的人性设定与法治人治不存在精确的对应。许多思想家曾表达过，性善论是比性恶论更伟大的思想，因为这才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担当。如果没有性善论的基础，人类也不可能走向理性的规则之治。有如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经常，越持久的加以思索，它们就越使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种道德律也是法治的基石。

中国古代法家固然因其性恶论推论出一套“一断于法”的制度，但也因此沦陷为彻底的专制与暴政，其连坐之类的专制措施便建立在彻底的性恶自私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儒家思想家徐复观也提出，性善论是民主政治的人性依据。一切极权政治都来自对人的不信任，性恶论导致对人的不信任，因而构成了专制政治的人性论的基础。因此，“性恶论走向法治、性善论走向人治”不但是知识上的偏颇，更是德性上的偏误。

事实上，许多中西思想家对人性善恶的两个层次都有揭示。从《西游记》也可看到人性的两个层次：一是在实然、现实层面上，有性恶一面，任何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哪怕对于正人君子，也需加以防范。如同猪八戒从坏人理论出发，处处主张权利、协议更有利于所谓法律思维。二是在超验、应然层面上，秉性善一面，任何人有升华的可能，哪怕十恶不赦，也要加以引导。如观音对犯有重罪的悟空三人的劝善。这两个层次也不可弄反。如果在经验上只谈性善，会失去防范，纵容作恶;但是在应然上只谈作恶，则失去拯救，恶性循环。

我们继续以《西游记》为例说明这一点。唐僧的卓越在于他秉承应然层面的性善论，所以对于一切罪孽深重者都认为可以慈悲度化，不放弃任何人性的希望。如对于悟空的好杀，他常以道德劝说：“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

但唐僧的缺陷和悲剧则在于，他没有看到实然层面上的人性之恶，对其防范不足。在现实中，他只迷信人性之善，面对妖魔的欺骗屡屡上当，因为善良成为这世界的牺牲品。而《西游记》另一巨大的悲剧则是观音对于唐僧也只有性善论，忽视了现实中唐僧也有人性之恶。观音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只相信唐僧的善良，便赋予他用紧箍咒管束好斗行恶的悟空，这本有一定合理性，但对唐僧防范不足，对其缺乏监督。结果唐僧便不断滥用紧箍咒的特权，虐待悟空。最终，最具慈悲情怀的唐僧异化为一个暴虐的专制者。这便是弄反了人性两个层次的可怕教训。

与此相反的是，猪八戒的成功在于他相信现实中人性之恶，处处加以防范，他面对红孩儿这种小孩也会发出“诈伪”的警告，对师兄孙悟空也往往要求先签了协议才行事。之前曾分析过，这种猪八戒式的坏人理论确实一定意义上催生了法律制度。但是猪八戒的缺陷在于，他只看到了实然上的人性之恶，没有看到应然上的人性之善，对于人性的提升毫无作为。贬下凡尘后自暴自弃，在福陵山继续为恶吃人，还公然对观音说：“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知错不改，一心要将性恶进行到底。虽然经过观音的点化加入取经队伍，但最终对于人性的提升毫无努力，在西天路上也只是一个沉溺食色的欲望之徒。相对于唐僧的慈悲、悟空的正义、沙僧的善良，八戒的人性之善确实乏善可陈。

总结起来，人性善恶皆有。《西游记》第七回也对此有揭示：“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性不同的逻辑层次，既要现实中防范人性之恶，也要在方向上秉承人性之善，用法律惩恶扬善，用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祛除人性之恶，发扬人性之善，最终取得人性的真经，求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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