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本文试对汉文大藏经略作的阐述和说明。

　　从宗教意义上讲,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宝”,是宇宙间至上的法则,因为佛教徒普遍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1]据此笔者想来,正是这诸多为法亡躯的佛教徒们,凭着这种执着的宗教情怀,才有了后世《大藏经》的产生与流布。

　　“大”,在这里显然是一种褒义,用来表示佛教的典籍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因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圆镜智”,将佛教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称作“大日如来”,《大藏经》所用的“大”,也无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本意为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因为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了。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传诸后世。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大藏经”,最初被称为“众经”、“一切经”,后称为“经藏”或“大藏”,有时也简称“藏”。“大藏经”这一名称,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现。据考证,这一名称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着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说智者大师在一生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3]。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要造大藏经,均靠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造大藏经十五藏,确实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了。同时,这条记载也表明,最迟在隋代,“大藏经”一词,已经开始被人们普遍地采用了。

　　佛教典籍自西汉传入中国以后[4],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诸多佛经被陆续译出,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汉文佛典也在迅速扩充,并最终形成一部体系庞大的汉文大藏经。初期汉文大藏经均以手写本流传,亦间有石刻。如房山云居寺便保存有从隋至明的各类石刻经版一万五千余块。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中、晚唐时期,出现了许多雕板印刷的单本经典。北宋初年问世的《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也是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汉文大藏经的结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历代官、私所修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目前已知在国内编印的计有二十一种。它们是宋、辽、金代的《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赵城金藏》、《碛砂藏》等九种,元代的有《普宁藏》、《元官藏》、不知名藏(北京智化寺藏本)等三种;明代的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杨家经场藏》、《万历藏》、《嘉兴藏》等六种;清代有《龙藏》一种;民国时期有《频伽藏》、《普慧藏》二种。此外,尚有不少的古代雕版大藏经,现已湮没无闻,或正有待发现。国外编印的汉文大藏经共有九种,即:在朝鲜编印的初雕、再雕《高丽藏》两种;在日本编印的《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七种;我国现在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总赅了历代藏经之长,收罗资料也最为宏富,将成为体现新时代水准的最新版本大藏经。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藏经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翻译部分的原语种十分繁杂,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又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着作。内容有对三藏所作的疏、钞、章、记以及史传着作,各类论着、地志、目录等,可以说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是研究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重要课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大藏经的主体结构分为经、律、论三类,称作“三藏”。三藏的称谓,最初是由古印度的僧侣在对经典进行“结集”(大家聚在一起会诵经典)时,按其属性划分出来的。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其含义前已述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呢?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便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诠解,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师的解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5]。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驰,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不会发生变化。

　　“律”,是梵文vinaya的意译,译作“毗奈耶”或“毗尼”,含有调服、离行、善制等义。即是指佛陀所制定,于修道生活中针对实际情况或具体事件上的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戒律条文的制定,遵循着“随犯随制”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佛弟子当中必须有人首先犯了某种恶行,佛陀根据这种行为的轻重提出要求,并由此展开教诫,今后同样的行为便不可再犯。至后世,乃成为全体僧众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论”,是梵文sastra的意译,译作“阿毗达磨”,也意译作“对法”,即明示教法之意。将经典所说的要义加以分别,整理或解说,皆可称为论。在原始佛教中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论,其中“说一切有部”的论最多。有部论在汉地译出了很多,但其它部派的却大都散失了,殊为可惜。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有《成实论》、《俱舍论》等。例如《大智度论》,即为解释《大品般若经》而作的。

　　三藏形成后,便出现了一批专门研习三藏的僧人。有的人专门研究经藏,便被称为“经师”;有的人特别注重律藏,故被称为“律师”;也有的人一心钻研论藏,因此被称为“论师”。此外,有的僧人兼通三藏所有的典籍,就被尊称作“三藏法师”。在我国历史上,玄奘、义净等着名僧人,都曾被授于“三藏法师”的称号。

　　大藏经的分类形式(亦即体裁),以“十二部经”为其代表。梁代僧佑大师说:“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契经以诱小学,方等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唯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6]。早期的佛典,大多是偈颂,也有一些总结为咒语,这与早期的“师师相传,口口相授”颇相适应,但后期的佛典,偈颂与长行往往相互搭配,至后来主体部分大都是散文体。如《法句经》、《杂阿含经》等,篇幅短小但内容却很繁杂,于是便有了分类组织的要求。“十二部经”就是一种对经典实施的分类方法,具体是指:

　　一、修多罗,梵文作sutra,意为“经”、“契经”、“法本”。一般指以散文形式组织的经文。

　　二、伽陀,梵文作gatha,意为“讽颂”、“孤起颂”、“不重颂”。一般是指用偈颂形式组织的经文。

　　三、伊帝目多伽,梵文作Itirttaka,意为“如是语”、“本事”。指释迦牟尼说的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四、阇陀伽,梵文作jataka,意为“本生”或“生”。内容俱系释迦牟尼说的自已在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五、阿浮陀达磨,梵文作Adbhutadharma,意为“未曾有”、“希有法”。内容主要是叙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种种神通变化故事。

　　六、尼陀那,梵文作Nidana,意为“因缘”、“缘起”。记述释迦牟尼说法的原因。

　　七、阿波陀那,梵文作avadana,意为“譬喻”、“解语”,指设用各种譬喻来宣说佛教教义。

　　八、耆夜,梵文作geya,意为“应颂”、“重颂”。指用偈颂的形式将文中宣示的教义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

　　九.优波提舍,梵文作vpadesa,意为“论议”。是探讨诸法意义的经文。

　　十、和伽罗那,梵文作vyakarana,意为“授记”、“授决”。系释迦牟尼预言弟子将来生死因果及菩萨成佛的记述。

　　十一、优陀那,梵文作vdana,意为“自说”、“无问自说”。指无人发问,释迦牟尼主动宣示的那些教义。

　　十二、毗佛略,梵文作vaipulya,意为“方等”、“方广”。指释迦牟尼所说的广大平正、比较深奥的教义。

　　需要指出的是,“十二部经”只是早期印度对佛典整理的组织形式,是针对于某些典籍而言的,如律典就独立在外。虽然说“十二部经”所述的这些名称在我国广泛流传,乃至于将这些名称当作全部佛经的代名词了。但真正在大藏经的编撰问题上,却并未依此办理。大藏经的结构以及分类体系,在我国完全是长期实践与演变的结果,这一过程,可在流传下来的诸多经录中有所体现。

　　从现存的各种经录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晋道安时代,虽有其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行世,但那只是一个记录过程,尚未形成体系或对佛典进行有机的结构安排,进入南北朝之后,众多的佛教目录学家企图对佛典进行分类,安排其结构体系。有的从中国佛教的判教理论出发;有的从戒、定、慧等小乘三学出发;有的从经典的内容出发,各自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到了隋代,佛典的分类基本形成以大小乘、经律论来安排的格局。作为这种分类法的代表,是隋法经等所撰的《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它在大小乘、经律论外,还安排了西域贤圣及此方诸德着述一栏,从而确定了大藏经结构的基本格局。

　　此后,大藏经的结构虽有所调整,但基本上以上述分类法为主。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长安西崇福寺沙门智昇撰成《开元释教录》,进一步完善了以前的分类法。智昇设计的大藏经结构如下:

　　1、大乘经

　　1-1,般若部1-2,宝积部1-3,大集部

　　1-4,华严部1-5,涅槃部1-6,五大部外诸重译经

　　1-7,大乘经单译

　　2、大乘律

　　3、大乘论

　　3-1,大乘释经论3-2,大乘集义论

　　4、小乘经

　　4-1,小乘单重合译 4-2,小乘单译

　　5、小乘律

　　6、小乘论

　　6-1,有部身论6-2,有部足论

　　6-3,毗婆娑支派及余派

　　7、圣贤集传

　　7-1,梵文翻译集传7-2,此方撰述集传

　　智昇以后,历代大藏经绝大部分都沿袭了这一分类法。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他《佛家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要之,《开元录》一书,踵《内典录》之成轨,而组织更加绵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智昇在其《开元录》中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千年之典范,显现出了我国古代文献学方面的相当高的水平。

　　大藏经的一大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南北朝时期,一部大藏经可达3000余卷。到了唐代,数目扩展到了5000余卷。这么多的佛典放在一起,是很不方便于查找检索的,再者,有的佛经仅一部就有几十卷甚至上百卷,如果不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任其散置,就根本无法寻找。因此,古代僧人便仿照传统书籍的方式,将佛经每十卷左右分作一个小单元,称作“一帙”,用一块帙皮包卷起来。梁代沈约在《内典序》中称:“经记繁广,条流舛散。一事始末,帙异卷分”[7]。说明当时的佛典,已经采用合帙这种方式了。

　　早期合帙的,仅是一些多卷本的大部头佛典,如把50卷本的《晋译华严经》分作五帙等,大藏经形成后,则按照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将一些内容与性质相近的小经也分别合帙。这样便出现三种合帙的方式:一是一部数十卷或数百卷的大经分作若干帙的;二是一部十卷左右的经自成一帙的;三是若干部小经合为一帙的。

　　所谓“帙号”是指选用某一部经名或某一单字,用来作为该帙藏经的标志或代表。在写本大藏经中,帙号一般都书写在帙皮上。自刻本大藏经产生后,帙号还是刊刻在每卷经的首页、末页及每版的版首或中缝处,当大藏经由卷轴式改为折装式后,原来的帙皮也演化成书函式的函套,此时帙号便书写在函套上。

　　从现有的经录来看,最早完整地记载大藏经合帙情况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道宣律师所撰的《大唐内典录·入藏录》。该《入藏录》共收经800部,3361卷,分成326帙,并逐一注明合帙的情况。

　　合帙以后,整部大藏经分成了若干帙,形态上出现了新的组合。原来用的轴、签等标示名目的方法,已不再适合新形式的需要,于是新的标志法也就应运而生。先后出现的分帙方法主要有:经名标志法、经名帙号法、定格贮存法、千字文帙号法等多种。其中千字文帙号法最为完善,应用也最久,从北宋至民国的千余年间所有的大藏经,均是采用千字文标号。而其它三种分帙方式多用在写本大藏经上,或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经录上面,虽久已不被采用,但对于早期大藏经的研究,还是大有裨益的,兹介绍如下:

　　经名标志法是大藏经合帙产生后,首先出现的一种标志法。它是由此前的书签发展而来的,具体方法是:

　　(一)、一部经分作多帙:

　　如《大法矩陀罗尼经》,一部20卷,应分作两帙,便标志作:

　　“《大法矩陀罗尼经》,第一帙 ,第二帙”。

　　(见敦煌遗书伯3432号)

　　(二)、一部经自成一帙:

　　如《十住断结经》,一部10卷,本身作一帙,便标志作:

　　“《十住断结经》,一帙。10卷”。

　　(见敦煌遗书斯2142号)

　　(三)、多部经合作一帙:

　　如《无所有菩萨经》,4卷;

　　《观察诸法经》,4卷;

　　《佛藏经》,4卷;

　　上述三部经在《入藏录》中合为一帙,在敦煌遗书中却标志作:

　　“《无所有菩萨经》,三部十二卷,一帙”。

　　(见敦煌遗书伯3432号)

　　由此可知,凡属多部经合作一帙的,在标志时均只依据经录标出该帙经的第一部经名,并标着总卷数,有时也标着部数等。在这里出现的这个经名,实际上已不再代表这部经本身,而是代表了这部经所在的那一帙经,所以将这种标志法称作“经名标志法”。

　　经名帙号法,是在经名标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佛藏帙号标志法。下面特以敦煌遗书伯3010号为例,分为多部经合作一帙,一部经自成一帙及一部经分作多帙三种情况,来了解一下经名帙号法的使用特点。

　　(一)、多部经合作一帙:

　　如《大方等十轮经》等三部,帙号标为“轮”。

　　《维摩诘经》等五部,帙号标为“诘”。

　　从上面例证可以看出,凡属多部经合作一帙的,均系从第一部经的经名上撷取某一单字作为该帙的帙号,在撷取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二)、一部经自成一帙:

　　如《入楞伽经》,10卷,帙号标为“伽”。

　　《贤劫经》,12卷,帙号标为“劫”。

　　从上可知,一部经自成一帙的,则从该经的名称上撷取某一单字,作为该帙的帙号。撷取的方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三)、一部经分作多帙:

　　当一部经分作多帙时,有如下两种情况:

　　1、列出帙号:

　　如《大菩萨藏经》,20卷。

　　帙号标为:“第一帙,藏一;第二帙,藏二”。

　　2、不列帙号:

　　如《放光般若经》,20卷。

　　帙号标为:“《放光般若经》,第一帙,第二帙”。

　　从上面所列的三个部分来看,经名帙号法主要用于多部经合作一帙的时候,而在一部经自成一帙,一部经分作多帙的时候,它似乎与经名标志法在混合使用。或者说,它只是经名标志法的一种辅助手段。

　　经名标志法和经名帙号法的最大缺点便是无序。由于无序,既不能反映大藏经的整体性,也不能反映本帙在大藏经中的位置。一部好几百帙的大藏经,如果任意堆放,就很难从中找到所需要的经典,也很难进行管理。故而我国古代的僧人们创造了一种定格贮存法来存放大藏经,与经名标志法和经名帙号法相配合。

　　在道宣律师《大唐内典录·入藏录》中有关于当时长安西明寺大藏经所用的定格贮存法的完整记录,我们现在便可据此复原出当时的贮存方法:

　　大立橱一个,竖向分为左、中、右三大间,每间又分九个横隔,其中左边第二、第四两层横隔又分成二个小隔间。存放经卷时,大体按照先上后下,先中间,后左右的次序。每一帙存放于哪一格中固定不变,并用牓标明。这样一来,便可达到“依别入藏,架阁相持。帙、轴、签、牓标显名目,须便抽检,绝于纷乱”[8]的要求了。具体情形列表如下:

　　左间 中间 右间

　　一隔 大乘经重译8帙 小乘经一译6帙 大乘论10帙

　　二隔 同上14帙 同上14帙 同上25帙

　　三隔 小乘经一译12帙 同上11帙 同上16帙

　　四隔 同上11帙 同上13帙 小乘论46帙

　　五隔 同上13帙 同上12帙 同上12帙

　　六隔 同上 3帙小乘重译6帙 同上10帙 同上9帙

　　七隔 小乘律10帙 大乘经重译 12帙 贤圣集传10帙

　　八隔 同上11帙 同上12帙 同上8帙

　　九隔 同上7帙

　　千字文帙号,即以《千字文》来作为大藏经的帙号。《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朝的周兴嗣编写的,在《梁书》中明确记载有:“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9]。这部书所选用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的常用字,互不重复,四字一句,每句成文,前后连贯,压有韵脚,适应了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因此,从南北朝到清末的1400多年中,成为了影响最大流传不衰的童蒙读物,可以说凡识字者人人皆背得滚瓜烂熟。由于大藏经需要一种有序的文字作帙号,而《千字文》有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又是识字者人人会背的,这真是天造地设,似乎是专为用作大藏经帙号而准备的。

　　用《千字文》作帙号的方法如下:将全藏经典依其结构体系依次排列好,然后按照篇幅多少分成帙,每帙大约是10卷经左右,如遇到一些很短的小经,一帙可能包括20多卷甚至更多。分好之后,用帙皮将它们包卷起来,按照各帙的先后顺序与《千字文》逐一配置,每帙给一个千字文号。例如第一帙为“天”号;第二帙为“地”号;以下依次为“玄”、“黄”、“宇”、“宙”、“洪”、“荒”……等。帙号一般均写在帙皮上,刻本藏经为了使板片不错乱,还将帙号刻在每一块板片上。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后,有序的千字文帙号便将数千卷佛典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对佛典的结构体系稍有了解,便可以凭借帙号大体判断出该帙在藏经中的位置,随而大体上判断它的内容。此外,采用《千字文》作帙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通过帙号把这一帙的经典相对固定下来了。从而使这种统一的藏经在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再也没有发生散失湮没的情况。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是我国古代僧人的一大创举,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千字文帙号“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那时候,排架号和索书号是统一的,这种千字文的编号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索书号。从这些特征,可以极清楚地认识到在公元八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在藏书和取书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的程度”。因此,该帙号被发明出来后,历代沿用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讲,古代佛经的书写形式与古代其它书籍的书写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早期的佛典。主要是以写本为主,采有的是卷轴装,而后期的佛典大多是雕版印刷,以经折装和方册装(线装)居多。

　　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成为我国书写的主要材料,早期的佛典就是以纸为载体,传抄下来的。当时的书写方式是: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正文写完后,末尾另起一行再写书名、卷数。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用纸数、文章总字数,甚至校对人、审阅人、监事人的姓名等,有的还附有抄写人的题记。内容较长的经文,一张纸往往抄不完,可以换一张纸接着抄,有时也接着抄在背面。一部用多张纸抄写的经典,在抄完之后,便按顺序把这些纸粘接起来,成一横幅。横幅的长短,视经典的内容而不等。短卷有两三张纸,长卷有十几张纸的。在此,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号佛经,为今人研究古代佛经的书写形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所谓“卷轴装”,就是用一根木棒、竹竿或其它圆形器物做轴心,把横幅纸卷尾部粘套在轴上,然后围绕着这根轴心,从左至右卷束起来,再把最外一层的末端用坚韧空白纸或丝织品制作的所谓“褾”固定起来,在褾头上再配上一条带子,带子的下面系上一个签子,便可把佛典卷捆好。这就是卷轴装的经典,亦称“卷子书”。

　　卷轴装的佛典,经名一般均写在卷首,一打开就能看见。但为了方便起见,有的写在卷首背面,称为“签题”或“书签”。这样一抽出卷轴,不用打开就能看见。在敦煌遗书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书签。但是,如果典籍过多,堆放在书架上面,书签就会被压住,无法一目了然。于是,古人便想出另一种办法,在轴头上用丝线悬挂一个书签,标明该卷的经名、卷次等。“邺侯家乡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10]。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传世的大藏经中,北宋以前的写本佛典采用的均是卷轴装;在刻本大藏经中,早期《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仿照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而《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故而也是卷轴装。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在我国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经典的大量需求。由于写本经书费工、费时,已无法充分满足这种要求,这就从一个侧面促使人们去改革书籍的生产方法。无比勤劳、智慧,并具有卓越创造才能的劳动人民,终于在公元七世纪发明了大量生产书籍的新技术——雕版印刷术。

　　早期的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图画雕刻成印板,然后用水墨刷印到纸上。这种雕版印刷,起源于先秦以来的印章、封泥的使用和石刻碑文的捶拓。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明人邵经邦在《弘简录》中说,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曾下令雕印长孙皇后编写的《女则》,这说明早在唐初即已开始有印本书了,而现存最早的实物,便是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这部经高30.5厘为,长488厘米,全经用七个印张粘贴而成。卷首扉画是现今存有最早的版画,画有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其后便是《金刚经》全文,在卷尾还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一行,无论图画和字都雕刻得浑朴凝重,精美异常。这部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上个世纪初刚一面世,便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实在令人切齿痛心。

　　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大藏经除采用卷轴装以外,最为流行、采用最多的装帧方式还有经折装(梵筴装)和方册装(线装)两种。

　　卷轴装的佛经不仅翻检费事,而且颂读起来也颇为不便。因此,佛教徒们对卷轴装佛经进行了改革,将卷成长卷的佛经,按照一定的长阔度,一反一正反复折叠起来,后面托以素纸,使其成为前后连接的折子,然后,再在头尾加上比较厚的封面、封底。考究的还用布、帛、绢、绫裱成册页,它翻阅起来成为折叠状的本子,合起来则成为一本长方形的书册,这就成为“经折装”。因为它先是佛教徒参照了印度“贝叶经”的装帧形式,用来装订佛经的。所以又被称为“梵筴装”。

　　传世的经折装佛典,数量最多,流传的时间也最久。早期的传本就有五代的佛经。大量攫取我国敦煌石窟宝物的斯坦因,在《敦煌取书经》中说:“又有一册(五代时)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又如宋刻本《经律异相》卷二十一,在折缝处便刻有字、卷、页数和刻工姓名,后面装有可以折放的厚纸板,并附有书签。当看完后,便可以把厚纸板折合起来,然后插上书签,类似后来的函套,非常便于阅读和保藏。这是我国古代佛典的装帧技术,从卷轴制度正式进入册叶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

　　由于经折装佛典,不仅在阅读、翻检、保管、收藏方面比卷轴装更为方便,而且在制作、材料方面比卷轴装省工、省时、省料,所以它出现不久,就取代了卷轴装的地位,成为历代大藏经的一种主要装帧方式。自北宋以后,《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杨家经场藏》、《万历藏》、《龙藏》等绝大部分,均采用了经折装。

　　自明代中叶起,对于大藏经的装帧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使用线装来制作成方册藏。线装书的出现,是我国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改进。由于这种装订形式适应了书籍出版的客观需求,很快得到了普及、推广,并最终成为佛经的主要装帧方式,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基本上是线装书的一统天下。直到今天,用宣纸、连史纸或毛边纸印制的古籍,或仿古影印本,仍然采用这种装订形式。

　　线装的具体方法是:将刷印好的书页按版心中缝折叠,字面向外,背面向内,然后依次叠放,再把书皮切裁成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两张纸,一张做封面,一张做封底,分别放在叠好的书页的上面和下面,在靠近书背处按照书籍的大小宽窄,用锥子打上几个孔眼,最后穿上棉线或丝线即可。一般线装书打四个孔,称为“四眼订线法”;较大的书则在上下两角再各打一个孔,称为“六眼订线法”。

　　线装大藏经的封面、封底用纸,在色泽和质量上是颇为讲究的。在色泽上,一般多采用米黄、栗壳或磁青等色,在质量上要求软硬适度、韧性较强的纸,故多常用棉连纸、罗纹纸、高丽纸、山西皮纸等。此外,为了防止书角受到磨损,还往往配上包角,或在封面里衬以对书页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护页,有些则完全采用绢、绫、锦、绸来制作书皮,显得更加精致典雅。

　　线装书牢固、美观,封面、封底又柔韧可卷,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它的许多优越性,即使是现代的平装或精装书也无法比拟。故而我国明代的《嘉兴藏》、民国的《频伽藏》、《普慧藏》,均采用了线装方册本这种装帧方式。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历代大藏经所采用的三种主要装帧形式,装帧形式的演变,完全是与我国图书的发展历程相同步的。早期的“卷轴装”,并不适宜佛典的普及与使用,却是中国广泛流行的一种装帧方式,从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外来佛教走进中国、迈向社会的轨迹;折本大藏经的久盛不衰,除了是为仿制印度“梵筴装”,体现这种宗教情结之外,读诵的方便,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清代“线装本”早已占据主导地位,而《龙藏》依然采用这一装帧方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其终究无法逆转图书发展的进程。线装方册本最终在大藏经上的广泛使用,是历史的必然。

　　我国的大藏经,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写本”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藏经也呈现出显着的特征。汉文雕版大藏经,流传至今并有确切实物验证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每一部大藏经的版本特征,做一简要说明:

　　宋代共刻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砂藏》等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开宝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开宝藏》,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经板十三万块。初刻是以唐智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共收经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号自“天”至“英”。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经名、板号、帙号,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后于咸平、天禧、熙宁年间曾多次修订,增入《贞元录》入藏经典及宋代新译经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并改正弥补了初刻时的若干谬漏。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传世本极为珍稀。现存年代最早的印本为刻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经》卷五八一,“李”字号残卷。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也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共收经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编号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国首次采用经折装的大藏经,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种版式为后代多数大藏经所承袭。同时,本藏还首次以“函”为单位,将原附于各卷的佛经音义独立成卷,附于该函之末。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又续雕了《大慧语录》等16函,全藏始成1440部,6108卷,580函。该藏的雕印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泰定年间,共历240余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稀见。

　　《毗卢藏》,宋代福州开元寺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其后,在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曾两次续雕。全藏共收经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颇”。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卷首之经题及卷尾之千字文等,均与《崇宁藏》相同,只是版面较小,且每函缺少音义。本藏的刷印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大德年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罕见。

　　《圆觉藏》,又名《前思溪藏》,宋代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圆觉禅院系北宋末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等特为王氏家族所创建的寺院。本藏亦由王氏家族独资雕印。开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共收经1435部,5480卷,分作54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合”。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各经音义分别附于各帖之末,除少数经卷外,全藏无题记与刊刻记。本藏的刷印活动约终止于宋末,现日本所存该藏印本较多。国内则较为少见。

　　《资福藏》,又名《后思溪藏》,宋代安吉州法宝资福寺私刻大藏经,该藏开雕及完成年代不详。全藏共收经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最”,本藏版式与《圆觉藏》相同,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目前学术界有部分人认为,法宝资福寺即是圆觉禅院的后身。《资福藏》的前548函完全依据《圆觉藏》的原板刷印,仅后51函为其后补雕的,所以两藏实际上是同一副经版,属同一部藏经,主张把它们合称为《思溪藏》。现日本藏有该藏的印本较多。清朝末年,我国学者杨守敬曾从日本购回一部,但此藏原缺600余卷,且有不少抄补残缺之处,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私刻大藏经,约开雕于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中途曾因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30年。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方始告竣,历时约90年。全藏共收经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烦”。该藏是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开雕于南宋,完成于元代,直到明代初年仍在刷印流通,经常有人将零本视作元本,但习惯上仍称为宋藏。该藏以往未见着录,自上世纪以来,在陕西开元寺、卧龙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上世纪初购自北京)发现该藏各一部。

　　辽代所刻的官版大藏经,一般称为《契丹藏》或《辽藏》。它约开雕于辽圣宗统和时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于辽道宗清宁年间(公元1055~1064年)或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经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灭”,本藏属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经题、卷数、板号、千字文编次等。现全藏已佚,但房山云居寺辽、金时期所刻佛经,即以该藏为底本,尚有石经存世。1974年又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中,发现该藏经本10余卷,人们可据此复睹该藏的风貌。

　　另据日僧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称:“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6]。人们据此推断,《契丹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应县木塔出土所示的大字本;另外还有一种是小字本。可喜的是,近年已在河北发现了小字本辽代刻经,学者们认为这就是当年的小字本《契丹藏》。

　　金代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只有一部《赵城藏》,它是1933年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被发现的,故有此名。《赵城藏》是金代解州天宁寺的私刻大藏经。约开雕于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全藏共收经1570部,6900余卷,分作682帙,千字文帙号从“天”至“几”。本藏是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有小字经题、板号及千字文编次。新中国成立,该藏被移至北京图书馆保存,仅剩4800卷,1959年,在西藏萨迦北寺发现该藏南宋理宗丙辰(公元1256年)印本,约540卷,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

　　《赵城藏》的主体部分系覆刻《开宝藏》而成,是现存一切大藏经的“祖本”,同时,在刊刻时还吸收了《契丹藏》的若干优点。因此,在《开宝藏》、《契丹藏》全藏已亡佚的今天,《赵城藏》的发现在佛教文献学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据悉,我国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即是以这一稀世孤本作为基础性底本,来进行编辑的。

　　明代紫柏大师在《径山藏·刻藏缘起》中说元代共刻有十几种藏经。但长期以来,人们只见到《普宁藏》一种。因此,一般所讲的元藏,都是指《普宁藏》。近些年又有一些新的实物资料被不断发现,如1982年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了《元官藏》;1984年在北京智化寺发现了《不知名元藏》。可以预测,还应有一些元代《大藏经》有待于人们去发现。

　　《普宁藏》,全称《杭州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它是元代佛教一个宗派——白云宗所刻的大藏经。开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全藏共收经1430部,6004卷。分作55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感”。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曾补雕一次,全藏遂扩展为1594部,6327卷,587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约”。本藏是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但版式略小于《圆觉藏》,现在山西太原、江苏苏州、云南昆明等地均收有全藏,亦时有零本散见于各地,日本诸寺庙亦藏有多部,如东京浅草寺就藏有一部。

　　《元官藏》,元朝晚期雕刊的官版藏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完成于元惠宗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全藏至少收经6500余卷,分作651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於”。本藏也是折装本,但版式是目前已知所有藏经中最大的,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气魄宏大,行格疏朗。上下双栏,外粗内细,在卷末还附有硬黄纸书壳,甚为罕见。此藏以往未见着录,1982年发现于云南省图书馆,现存32卷。据专家推断,日本镰仓一带可能藏有该藏的若干零本。

　　《不知名元藏》,1984年北京智化寺从如来殿佛脏中发现三卷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佛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版式与《赵城金藏》相同,也是卷轴装,但千字文编次却与之不符。发现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人们寻访已久的《弘法藏》(相传元代初期雕刊的一部官版大藏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有关此藏的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考证。

　　据现存资料表明,明代我国共刻有6部大藏经,其中官版3部,私版3部。《洪武南藏》,是明代最早的官刻大藏,开雕于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雕刻完成。全藏共收经1600余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因该藏存世仅十年,板片就因火灾而焚毁,所以一般人都不知有此藏存在,1934年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一部,为海内仅存之孤本,但已略有残缺,并有若干抄补本及坊刻本在内。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永乐南藏》,明代永乐年间所雕官刻普及本,开雕于明成祖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完成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全藏收经1610部,6331卷,分作636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石”,本藏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板片收贮于南京报恩寺,供全国各寺院请印,印本按不同纸质及装帧,分九等计价。该藏的刷印活动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虽刻工比较粗糙,但流通量很大,故传世印本比较多。

　　《永乐北藏》,明朝宫廷刻本大藏,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所刻,故称北藏。开雕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本藏共收经1662部,6924卷,分作693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塞”。本藏亦为折装本,但为了表现宫廷本的气魄,加大了字体与版心,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将字体改为秀丽的赵体,因该藏专供颁赐各名山大寺之用,所以传世本较罕见。

　　《杨家经场藏》,明代私刻大藏经。该藏系明初由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场据《碛砂藏》覆刻而成,约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完成。全藏的版式、收经情况、千字文编次,均与《碛砂藏》同。近年发现于北京,现存3000卷以上,有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两种印本,现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协会。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 于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全藏收经1659部,6234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是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是以《永乐南藏》为底本覆刻而成,但增加了《永乐北藏》续刻的41函经及个别其它经典。该藏此前未见着录,1983年在山西宁武县文化馆发现一部,仅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式在五台山开雕,后因故迁至浙江余杭径山,最后由嘉兴楞严寺总括其成,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完工。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按《永乐北藏》覆刻,千字文编自“天”至“史”,总计1662部,6924卷,分作210函,《续藏》收入藏外典籍248部,约3800卷,分作95函。《又续藏》续收藏外典藉318部,约1800卷,分作47函。《续藏》与《又续藏》未以千字文编号。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从《续藏》、《又续藏》中抽去钱谦益等人的着作共9函,故该藏共计收经2090部,12600余卷,343函。

　　《嘉兴藏》一改过去卷轴装、经折装的传统,采用线装方册本,版心接近正方形,每版20行,分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仿宋黑体,有边框、行线及书口,书口刻有部类、经名、页码、千字文编次等,每卷末页还刻有施刻人的愿文,以及写工、刻工、校工的姓名,雕版的时间、地点,本卷的字数及用工银两等。这些作法,对后世佛经的装帧形式影响颇大。此外,《续藏》、《又续藏》搜集保存了大批的藏外文献,可谓“功勋卓着”。近年台湾已将该藏全部影印出版。

　　《龙藏》,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有此名。开雕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本藏为折装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该藏前485函(从“天”到“漆”)乃覆刻《永乐北藏》;后293函(从“书”到“机”)内容较《永乐北藏》有增减,《龙藏》板片共雕刻了79036块,原藏在故宫武英殿,后移至柏林寺,1982年又转藏智化寺,后经赵朴初提议,最终被移藏于房山云居寺大殿内。该板片虽略有残损,但基本上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之板片,极其珍贵。

　　民国时期,我国曾编印过两部大藏经《频伽藏》与《普慧藏》,这两部藏经是运用近代印刷技术,改为“铅印线装”出版的。

　　《频伽藏》,是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全藏共收经1916部,8416卷,线装为413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40函,每函千字文编次从“天”到“霜”,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20行,每行45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上印有经名、页码等。客观地说,《频伽藏》校勘比较粗糙,错乱也较多。但目录上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高丽藏》五种藏经的千字文编次,比较便于检索。

　　《普慧藏》,是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编印的私版大藏经。原计划以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的异同,搜集各藏的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出了100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本藏系线装本,小21开,4号铅字排印,校勘精良,资料价值也很高,但因印本较少,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普慧藏》的纸型转藏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现仍保存完好。但大批手稿,包括已编辑好,但尚未付印的稿子,均毁于十年动乱中,十分可惜。

　　一般来讲,我国的汉文佛典可分为写本与刻本两大部分。写本的佛经流传下来的极少,并且以唐代的作品最为规范,成就也最高,故又称为“唐人写经”。其中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为丰富,约占存世量的九成以上。而刻本的佛经保存下来的非常多,但内容、形式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写经非常少见,也就很不容易鉴定真伪。刻本经虽多,但需要掌握很多的必要知识,也不可轻易断言。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写本,泛指隋、唐、五代时期或更早期的佛经写本,最起码也是北宋以前的“卷子本”,这样界定是为了区分雕版印刷术产生前后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因为自唐以来,宋、元、明、清的写本佛经还是层出不穷,直至现在,照样有写本佛经流通,只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写本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罢了。

　　鉴定写本的真伪,可以从纸质、书法、用笔、划线、用墨等方面去判定。首先,应考虑它的纸质。写经的用纸是很有特征的,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研究,北朝写经用古麻纸,它是用破旧麻布为原料制成,偶尔纸中还留有较粗的麻条纤维;隋朝写经用麻、树皮等制成的薄麻纸;初唐、中唐则用麻、树皮等制成的厚麻纸,这一时期的纸质量较好,一般见不到麻条纤维。其次,可以从书法上来考查。北朝写经用的是鹿毫笔,写的是带有隶书味道的古楷书。而隋唐时期则使用兔毫笔,写的是较为肥厚的标准楷书,这一时期写经的书品是很高的。最后,还要看“暗线”如何。写经时为了抄写整齐,抄经者往往先在纸上打好格,称为“乌丝栏”。古人打乌丝栏时,用的是铅条或淡墨的细线条,今人则用铅笔。古人为了打好乌丝栏,北朝时用针点孔的方法来定位,隋代时用毛笔点淡墨点,到了唐朝时,则开始用一尖锐物体在上面压一个小点,但今人则多用铅笔点一下。这些都可做为鉴定的依据。

　　我们要鉴定一个卷子的真伪,主要是从以上几方面来着手的。至于它的年代,可以从写经卷子上的题记中获得,也可通过上面所列的几种方法来综合判定。必要时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写经的纸张、墨痕进行C14测试分析,则可确定它的绝对年代,从面辨别真伪。

　　刻本佛经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藏本,即由大藏经中散出之本,一种便是另本,多系民间经坊及一些个人、家族、团体、寺庙发愿刊刻的单部佛典。一般来讲对佛经的判定就是指判断它是藏本,还是另本,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本。为此首要看有无千字文编号,另本均不带千字文编号,凡有千字文编号的,一定是藏本,或是据藏本覆板翻刻的。偶然也会遇到有些坊刻本在翻刻时照刻了千字文帙号,再加上坊刻题记,但这是极少数。因此有无千字文帙号是区别藏本与另本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若是发现了一部刻本佛经,上边有千字文帙号,又如何来判定它到底属于那部大藏经呢?

　　首先,要看它的装帧形式。如前所述,我国的刻本藏经共有三种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方册装。早期的《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均仿制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也是卷轴装。至于《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等其它宋元藏经都是经折装,明清两代,除了《嘉兴藏》是方册装外,其余均是经折装。民国的两部藏经《频伽藏》、《普慧藏》均是铅印线装方册本。

　　其次,要看藏本的版式。所谓版式是指,一块木板设计了怎样的边栏,一共刻了几行,每行几个字。如果是经折装,还要看一版(即一个印张)共折为几个半页。如《开宝藏》、《赵城藏》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大字本《契丹藏》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崇宁藏》则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这种版式几乎成为历代折装本的定式。但也有几种藏经是不同的,如《元官藏》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永乐北藏》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嘉兴藏》是每版2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

　　另外,福州所刻两藏《崇宁藏》与《毗卢藏》,思溪所刻两藏《圆觉藏》与《资福藏》,均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不但版式相同,不少经的千字文编次也相同,那么又如何来区分呢?这就需要从藏经的表题来仔细观察了,福州印本均采用绀青色的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金字;思溪印本则用黄色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黑字,故可据此区分它们。

　　最后,还应该核对一下该经的千字文帙号是否与该藏的目录相符。例如龙树着、鸠摩罗什译的《十二门论》,《开宝藏》编为“是”号;《金藏》编为“阴”号;《永乐南藏》编为“守”号;《永乐北藏》编为“造”号。根据这些编次的不同,也可以考订出它所属的大藏。此外,如何区分宋藏与元藏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最简要的方法,就是观察印本正文的粘贴方向。一般来说,宋藏的印本,其正文均自表纸内面从右侧开始粘贴之;而元藏印本则均从左边粘贴正文,恰好相反。

　　注释:

　　[1]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120页中。

　　[2] 《辞源》第24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一版。

　　[3] (隋)灌顶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卷五十,197页下。

　　[4]此采用《魏书·释老志》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之说。

　　[5] (后秦)僧肇撰《注维摩诘经》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八,327页下。

　　[6] (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一,《大正藏》卷五十五,1页上。

　　[7] (唐)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卷七十七。

　　[8] (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302页中。

　　[9]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四十九,698页。

　　[10](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11](日)《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